立法上应给予更积极的评价。

法律上应给与更加大力的评价。一是将被告人所有的无罪认罚情节（还包括大力退赃、赔偿损失、当庭无罪等）统一为强制性法定考量情节，并不予精细化处置。

即如果被告人合乎无罪认罚从宽的条件，都“应该”而不是“可以”贬斥、减低或者减免惩处，法官在裁决时必需限于，以合理容许法官的权利裁量权。当然，讯问、坦白等情节体现了被告人有所不同的无罪忏悔程度，以及对司法资源的节省。因此，有适当从刑事政策角度，基于公正原则，针对这几种情节确认有所不同的量刑奖励，以构建确实意义上的罪责刑相适应。

比如，同为讯问，讯问时犯罪事实若无被司法机关察觉，主动讯问与坚称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，以及讯问后若无认罪皆不应有所区别。如果刑法具体将大力退赃、赔偿损失、当庭无罪等情节不予从宽处理，被告人就能预见自己能取得的司法报酬，对于无罪认罚从宽体系的统一性也大有裨益。

二是主动配套尤其讯问的范围。尤其讯问规定于刑法分则中，针对的是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行为人。

从各国法律情况来看，主要是针对那些隐蔽性强劲、危害性大或者司法运作成本高的案件，通过给与这类案件犯罪行为人适当轻缓的惩处，借此尽早将案件破案。有的国家主要限定版于职务犯罪，有的则范围更为普遍。

例如，法国刑法典第138条、第226条规定，罪假造货币罪、重新加入三合会罪，能讯问并揭露同案犯者，减免惩处；日本刑法典第80条、第93条规定，罪以备或阴谋内乱罪、协助内乱或协助以备或阴谋内乱罪在未超过暴乱前讯问的，减免惩处。实践中，职务犯罪以外的一些犯罪，如危害国家安全性犯罪、恐怖组织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的组织犯罪、毒品犯罪等，由于的组织森严，犯罪嫌疑人反侦察能力强劲，从崩溃犯罪的组织应从，不利于查破案件。因此，从刑事政策角度考虑到，我国不应通过法律、司法解释，否认由于案件性质的有所不同导致的无罪认罚从宽的差异化，对上述几类案件做出限于尤其讯问的规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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